自打记事以来,在书本上,在广播中,抑或在街头巷尾的闲聊中,我看到和听到了无数英雄的故事。这些热血的悲歌,让人深深感受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壮怀激烈。加上个人有穷本逐源的探索欲,由此培养出对泱泱中华历史的热爱,其中就包含对党史的关切。

我小学和中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江西湖口县度过的。有一次影片《闪闪的红星》来到湖口放映,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将片子带到石钟山的江山一览亭进行小规模试映。观看试映后,我被故事的精彩情景所打动,坚强俊雅而又聪明果敢的潘冬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影片主题曲《红星闪闪》高昂激越,激励我始终向前,不停奋斗;而片尾曲《映山红》则舒缓宁静,带给我一种温暖而从容的力量。从此,党史的激越,党史的美丽,就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大学四年里,通过对党史的学习,特别是对南昌红色文化纪念地的参观,我更加坚定了报效祖国的理想信念。在一次学校历史系组织的演讲比赛中,我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对红色中国的永恒信心,而这种血脉偾张的表达,竟然出乎意料地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支持。这使我认识到一个事实:对于红色中国、红色文化的自信,已成为全系师生的一种共识。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随父母来到新余,被分配到新余市博物馆工作。当时的市博物馆刚成立不久,与罗坊会议纪念馆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报到后不久,胡元洪馆长便派我到罗坊会议纪念馆上班,让我借此熟悉大量红色史料。

1984年10月至1985年6月,罗坊会议纪念馆成为省文化厅文物处的文博干部培训中心,全省各地的文博学员和全国著名的大师纷纷来到罗坊学习和授课,罗坊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了博物馆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方。前来授课的文化名家除了张驭寰、徐伯安、罗哲文、刘新园等先生外,还有史树青老先生。当史老得知罗坊会议旧址就在距离纪念馆三里许的陈家闹时,就执意要去看一看毛主席开会的地方。于是他让我带路,步行三里地来到陈家闹罗坊会议旧址参观,仔细观察每一处细节,仿佛要将现场情景印刻到脑中。这种对红色文化的热忱深深地感染了我,令我记忆犹新。

此后,江西文博系统向省内各地下发了编撰文物志的任务。1985年1月至1986年6月,我独立完成了《新余罗坊纪念馆馆藏文物志》和部分历史文物志稿(涉及碑刻、钢铁器、古桥梁等)的撰写,并负责革命文物志的总编统稿工作。在撰写罗坊会议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时,我长时间在展厅蹲守,观察文物的形状与特点,在测量中考虑如何生动地记录这些文物,从它们身上进一步挖掘新余本土红色故事。

时间来到1990年10月,此时正值罗坊会议召开60周年,市里决定大搞一次纪念活动,罗坊会议纪念馆也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提升改版。为此,胡馆长早已精心策划,于同年2月调我与其他二位同志住进馆内,开展陈列修改筹划工作。并于3月,由市里组织成立党史资料征集采访组,市委党史办张振中主任任组长,我和分宜党史办的黄学鲁同志作为成员共同赴京走访。通过此次工作,我们征集了丰富的史料,也采访了一些亲历过罗坊会议和当年来过罗坊的老红军、老同志,收获颇丰。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成功找到了罗坊会议参会者之一滕代远同志的照片,填补了馆内部分参会者没有照片摆放的空缺。这次史料征集与采访,为罗坊会议60周年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罗坊会议纪念馆的升级改版奠定了坚实基础。7月中下旬,徐若华副馆长和我又陆续前往湖南湖北的部分城市搜集革命史料。8月,赴吉安、永丰、龙冈、吉水等市县考察,搜集罗坊会议相关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坊会议6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开党史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先例。会议由新余市委副书记丁耀民主持,革命老前辈杨成武、冯文彬、黄炜华、冯征,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沙健孙、逢先知、郑惠及对罗坊会议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等60余人参加了会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六大新闻单位对此做了新闻报道。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专心从事党史研究和党史宣传普及活动,工作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1995年9月至12月中旬,我参与了新余市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大型图片展览暨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活动展览的筹备工作。发表党史类文章十余篇,如《晚秋的罗坊——红军在新喻罗坊革命活动概要》《罗坊会议新论》《重评罗坊会议》《关于罗坊会议的重新考究》《我军第一支工兵连》、《赣西弘扬革命传统的重要阵地——介绍罗坊会议纪念馆》等,均在各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

2000年,适逢罗坊会议召开70周年,我再一次参加了罗坊会议纪念馆的陈列布展工作。筹备期间,我与徐若华副馆长、胡小勇同志等来到兴国调研走访,寻找当年参加兴国调查会的八个家庭,再做调查。之后,我完成了《罗坊会议陈列大纲》初稿,并撰写《关于罗坊会议的再探讨》《新余罗坊兴国调查会旧址和毛泽东旧居新探》等文章。11月8日,全市召开罗坊会议纪念活动,并组织开展纪念罗坊会议7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携论文《关于罗坊会议的再讨论》参加了会议。我的大学党史老师刘勉玉教授也来受邀参会。会上,省党史研究室桂玉麟先生认为我关于罗坊会议参加人数的三种说法很有新意,这让我备受鼓舞。会后,刘勉玉教授找我帮忙寻访曾山同志的资料,此时省社会科学院的陈荣华先生主动过来与我握手,表示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多交流。刘勉玉教授趁机向他介绍道:“这是我的学生”,骄傲之情溢于言表。通过这次学术讨论,我更加体会到自己多年来在党史学习研究上的努力没有白费,特别是对罗坊会议一系列的探讨,为市博物馆争取了荣誉,也给新余市争得了党史研究的话语权。

2015年2月3日,我作为市无党派知联会副会长参加“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座谈会”,在会上提出了“推进罗坊会议纪念地红色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的建议,说明罗坊会议纪念地是我军第一支工兵连架设的第一座工兵桥旧址,也是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典范——“兴国调查”会旧址,更是井冈山道路得以固定的会议,是红军从游击战转入阵地战的转折点,这些红色资源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随后,我提出的《利用新余红色文化的独特性内涵,推动罗坊会议纪念地红色景区的创建工作》提案,被列为市领导督办提案。4月,又参加了“仰天岗烈士纪念广场设计方案评审会”。

近年来,我通过讲座、演说等多种形式来宣传党史、弘扬革命传统。积极参与市广播电视台《仙女湖讲坛》栏目的录制,主讲《罗坊会议》。自2020年以来,特别是借今年建党100周年的东风,我进一步学党史、悟思想,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积极参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举行多场《罗坊会议漫谈》讲座,送党史进基层,让党史学习“飞入寻常百姓家”,提高工厂工人、社区居民对党的认识,从而知党情、感党恩。

可以说,我的工作,甚至我的生命,都与党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多年研究党史的经历,让我对党史充满热爱,深切感受到红色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乾道精神和抗争内核,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最大特点是超强的组织凝聚力和无与伦比的亲民性,能将旧中国的一盘散沙整合成新中国的钢铁长城。它通过“信仰“智慧”“奋斗”的多向驱动,不断推动“传承”向“化成”演进。一切根植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作者系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