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时期,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前线,她们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是平均年龄不到19岁夜校学生,她们(第一批、第二批团员)都来自上海大都市,她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活跃在隐蔽战线上的一支抗日队伍。她们的团长胡兰畦是一位传奇式人物,黄埔六期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国际反法西斯杰出战士、国民党少将、文化界和妇女界常青树,与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名流交往密切,号称“春早花木兰”。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服务团,他说“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称颂”。

一、成立背景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发起大举进攻,国民革命军驻上海的张治中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14日,对日军发起反击。中国军队投入兵力80万,日本军队投入30万,11月12日,上海失守,但中国军队坚持了历时三个月的抵抗和反击,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也为上海等周边地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转移至内地争取了时间,对后来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军队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抗日热情。此役,中国军队伤亡30万人、日本伤亡4万人,中国军队阵亡军长1人、师长副师长4人、团长28人、营长44人。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大多来自四川、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在战争初期,由于语言习惯各不相同,难以和上海居民打成一片,有时甚至由于语言不通,还发生了不少误会,以致军队进驻上海前线后老百姓都跑光了,部队找不到向导,得不到老百姓支持,对作战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战地服务团应运而生。

二、成立经过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9月中旬,胡兰畦代表何香凝到嘉定县外岗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驻地慰劳,该军所属各师都是外地部队,军长罗卓英是主战派,他深感军队脱离民众的痛苦,当胡兰畦提出是否需要上海妇女界组织几个人到他军队中服务时,罗卓英高兴极了,并立马给全国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先生写信,盼望得到支持。何香凝收到来信后,立即安排胡兰畦去组织服务团,胡兰畦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总负责人邓裕志)所办的女工补习夜校(校长钟韶琴)联系,说明情况后,邓、钟二人极为支持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0月4日,最后选定10人组成“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胡兰畦任团长。除团长外,其余均系未结婚的上海青年女工,最小的只有16岁。

10月5日,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史良、沈滋九、罗淑章、王汝其、董竹君等10多人在蜀腴川菜馆为服务团开了欢送会,上海《妇女生活》和上海各报都发表了消息,并登载照片欢送,给予服务团很大的鼓舞。10月5日晚上,服务团被派到位于嘉定县外岗镇的18军罗卓英部队工作。10月15日,由于前线工作的需要,胡兰畦又在补习夜校组织了第二批团员8名工人学生参加服务团。

(1937年10月5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前合影)

三、转战大江南北

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沦陷前一天晚上(11月11日),她们随军从嘉定县外岗镇出发,踏上了夜行晓宿的行军道路,在行军路上,遇到前线下来的伤兵,需要换药时,服务团就会拿出救急包,为他们换药、包扎,劝他们到后方去养好伤,重新上前线;在路过村庄时,服务团就会向群众宣传抗日,唱抗日歌曲,唤起民众抗日热情。经由江苏太仓、常州、无锡、宜兴、潥阳、高淳,安徽芜湖、安庆,江西九江,1937年12月到达南昌。在南昌,任秀棠、胡瑞英、郑惠珍等3人去新四军筹备处驻地月宫饭店,向陈毅同志汇报服务团工作情况,并反映了团员们希望参加新四军的要求。陈毅同志很高兴,亲切地鼓励她们说:“你们服务团工作得很好,现在国共合作打日本,国民党地区的广大民众需要我们去发动,你们能在友军里工作很重要,很有意义,要很好地工作下去。”并告知,“我同上海党组织联系过了,你们的组织关系问题解决了,10名共青团员都可以转为正式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胡瑞英担任,任秀棠负责组织工作,郑惠珍负责宣传工作,因为你们在罗卓英部队工作,不宜与地方党发生关系。”在南昌,罗卓英由十八军军长提拔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1月,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服务团随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抵达安徽歙县棠樾村,不久,新四军军部也转移到了安徽歙县岩寺村,棠樾村与岩寺村相距不远,这样,服务团又能够经常得到陈毅同志的及时指示。

1938年3月,服务团在部队服役半年了,罗卓英对服务团在增进军民联系、鼓舞军人斗志等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满意,指示胡兰畦团长去武汉组织第三批女青年加入服务团,扩大服务团队伍,在武汉服务团又招募了8名女兵,这样服务团成员就发展到26人。8月,服务团随罗卓英部队调防到武汉,先驻扎在武昌蛇山,后转移至汉口,按照陈毅指示,党支部胡瑞英、任秀棠、郑惠珍等三人先后向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以及邓颖超、钱瑛(湖北省委书记)汇报并接受指示,此间,服务团前往河南信阳鸡公山前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0月,武汉失守,11月,服务团随罗部撤离到湖南长沙、醴陵,经过萍乡于1939年1月转战到南昌,服务团驻南昌市郊乌石桥礼步村,在南昌,服务团党支部又向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得知国共准备在湖南衡山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担任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3月1日,罗卓英指派胡兰畦带领12名团员到南岳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学习,周恩来、叶剑英及一批八路军教官为训练班授课。

1939年3月,南昌失陷,服务团随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撤离南昌,经吉安、安福、宜春,4月抵达新余。7月,参加南岳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的12位团员才从衡山回到新余,9月,服务团随军转移至分宜,驻地为分宜县郊落星湖畔。此间,胡兰畦团长去重庆接受任务,10月才从重庆返回服务团驻地——分宜县郊落星湖畔,1940年春,因患恶性疟疾,胡兰畦最早离开服务团,前往重庆治病。1940年10月,服务团撤离第十九集团军,才离开分宜,投入到新的战斗岗位。服务团在新余开展抗日活动前后达18个月,在新余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为抗战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传奇人物——胡兰畦

胡兰畦,女,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国际反法西斯杰出战士,被世界文豪高尔基称为“真正的人”,被著名革命诗人肖三叹谓“一生坎坷”,被一些报刊评为“传奇式人物”,1985年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1901年出生,四川成都人,青年时代即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向往男女平等,积极参加妇女会等社会活动,她用逃婚解除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也断然拒绝过旧军阀的求婚,因为她早期的这段经历,她成为了茅盾小说《虹》中“梅女士”的原型。

(左图为战地服务团团长胡兰畦,右图为《胡兰畦回忆录》)

1927年,与赵一曼、游曦等一起考入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学习,胡兰畦的军旅生涯是从报考军校开始的。她不仅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唯一一批女学员中的一员,而且是“黄埔四杰”之一(“神枪手”胡筠、民族英雄赵一曼、广州起义游曦、少将胡兰畦并称为“黄埔四杰”)。她是民国以来第一位女将军,1939年7月,在重庆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蒋中正、副主任李济深签署的委任状,委任为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之职(民国时期,被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将军军衔的女性只有7位,她们是中将宋美龄、奇俊峰、巴云英,少将胡兰畦、谢冰莹、额仁庆达赖、姜毅英)。

1930年初,在江西参加邓演达发动的革命委员会,被蒋介石下令驱逐,几经辗转,到德国考察留学,1930年,经何香凝儿子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组,与成仿吾、章文晋等在一个支部,积极从事反法西斯革命活动。在德国结识了因蒋介石背叛革命愤而出走的宋庆龄,1931年7月,宋庆龄母亲逝世,陪同宋庆龄回国奔丧,10月,在宋庆龄资助下,重新返回德国求学和反帝反法西斯活动,1932年冬,她被纳粹德国关进女牢3个月,宋庆龄、鲁迅以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获保释,被驱逐出境后到达法国,在法国撰写报告文学集《在德国女牢中》在法国文豪主编的《世界报》连载,后被译成俄、英、德、西等多种文字,在巴黎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法国当局逐出境后到达英国。1934年8月,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全苏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与高尔基结下深厚的友谊,被高尔基称赞为“真正的人”,也是1936年6月斯大林钦定的为高尔基灵柩的执绋人之一,在世界左翼文学阵营中影响很大。

1936年,胡兰畦回国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胡兰畦作为李济深特使去上海、南京给何香凝、宋庆龄、张群、吴稚晖送信,信中要求务期达到和平解决、不要酿成内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1937年,受革命先驱、上海妇女慰劳会会长何香凝的委托,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组建了一个妇女团体到淞沪抗日前线服务,即后来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1937年10月5日是服务团成立的日子,也是服务团出发上前线的日子。这一年,胡兰畦36岁,从此,作为团长的胡兰畦既像严师,又如慈母般地带领服务团战斗在火线上,与团员们同生死共患难3年多,团员们都亲切地叫她“妈妈”。在这三年里,服务团的足迹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河南)8省市,行程2万里。

解放后,在北京工业大学工作,在反右派斗争文革中蒙冤受屈。1978年,平反,恢复名誉,在邓颖超关怀下,出任六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常委。1981年春,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在德国女牢中》,1985年和1987年分别出版《胡兰畦回忆录》上册和下册,1994年在成都逝世。

五、服务团成员

服务团成员先后分四批招入,共34人。

第一批人员10人。1937年10月4日,在上海招收,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班学生9人和教师1人(秦秋谷),最大的23岁,最小的16岁,平均年龄不足19岁,都是未婚女青年。刚组建时,有共产党员1人:任秀棠,有共青团员7人:胡瑞英、李亚芬(里希)、金敏玉(里路)、郑惠珍(里明)、李惠英、张定堡(张小泯)、龚琦玮(文革期间迫害致死),进步青年2人:秦秋谷、柳秀娟。团长:胡兰畦。

第二批人员8人。1937年10月15日,在上海招收,都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班学生,熊美卿、施桢、李平、霍和凤、王浩良(禾光)、徐咏春、李建华(贵州人,文革期间在家乡被迫害致死)、杨丽川。

第三批人员8人。1938年3月,在武汉招收,有天津流亡学生1人:陈兰湘(陈凯),湖北护士学校学生2人:刘子芳、许楚珍,武汉和襄樊中学生4人:尹卜驹(尹峰)、郭立言、周文南(在高安、上高战打扫场后得伤寒病,1940年10月14日病故)、王瑜洁,小学生1人:张荻秋。

(1938年10月,战地服务团成立一周年时在武汉合影)

第四批人员8人。1939年12月至2月,在湖南、江西招收,万映萍、沈潜、林曼萍(湖南醴陵人,李立山侄女,2020年6月13日在湖南衡阳逝世,享年104岁)、杨琦、卢淑芬、朱淑芳、翁行国、曹自刚(湖南醴陵人);有回忆录说贾德馥、饶珍、黄治民、秦秋雄、沈佩衡等5人也参加了服务团(见1997年9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青春在战火中》第91页)。

六、开展抗日活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底至1939年初,新余战事越来越吃紧。在南面:10月21日,广州沦陷;在北面: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西面:1938年11月,日军正准备对长沙进行第一轮进攻;在东面:1939年3月27日,省会南昌被日军占领,1939年4月,19集团军进驻新余,此时的新余成为抗日大后方。

1939年4月,服务团随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总司令部从南昌撤离到新余县后,驻扎在珠珊乡阮家村、横板桥村,总司令部驻扎珠珊乡潭口村委周家村。9月,又随十九集团军总部转移至分宜县城旁边落星湖村,在服务团党支部领导下,在新余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一)在十九集团军中开展抗日服务工作

一是纠正士兵军纪军风。有些士兵刚从前线下来,居功自傲,纪律松弛,大喊要“买”鸡、鸭、肉、蛋等食品,说是买,实际上是见到鸡鸭拎着就走,分文不付。服务团同志遇到这种事情时,往往会立即上前劝阻,向士兵做工作,跟他们说,一个抗日军人上前线打日本,保国为民是军人的本分,是抗日军人的光荣,如果强拿老乡的东西不给钱,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因小失大,丢掉了抗日军人的光荣,经服务团员多次好言相劝后,这类现象极少发生了。老乡高兴地说:“不骚扰百姓的抗日军队,我们乐意配合他们打东洋鬼子。”

二是为士兵做服务工作。服务团驻新余期间,上高、高安一带战斗紧张,国军伤亡也十分惨重,服务团一方面上前线救死扶伤,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掩埋尸体;一方面在后方医院照顾伤病,为他们包扎伤口、换药、慰问,利用演戏,以激励战士,安定人心。由于人手不足,服务团还经常组织民众一起奔赴各医院,为负伤的抗日将士包扎、喂饭、洗衣服等,伤员深受感动。有的伤员原来在前线见过服务团,在新余再次相逢,犹如亲人,他们流着眼泪表示:看你们女兵待我们如同同胞兄妹,伤愈后还要归队,上前线杀日本鬼子。

(左图为战地服务团在战场救护伤员,右图为战地服务团为士兵补衣服)

三是在军官中开展统战工作。做到既有联合,又有斗争。为做好联合抗日斗争,服务团员对总司令罗卓英都很尊重,下达的指示一律遵照执行。1939年7月7日,在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之际,罗卓英授意服务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尽管大家都不愿意加入,伤心流泪,但最后大家还是集体宣誓加入了国民党(此前,叶剑英同志在南岳游击队训练班任副教育长时,胡兰畦曾就关于能否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向他请示过,他认为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可以这样做),也开展了宣传国民政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口号活动。但对罗伯麓行为就展开的坚决斗争。罗伯麓是罗卓英叔叔,在十九集团军司令部但任少将秘书处长。罗伯麓仗着侄儿的权势胡作非为,在分宜时抢占一名在服务团办的妇女补习班学习的学生做小老婆,名叫王桂英,当年才16岁,在当地影响极坏。服务团据理告了他一状,揭露其丑行,迫于社会各界压力,罗卓英把罗伯麓调离总部,服务团取得了斗争胜利,坚决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既团结了抗战主战派,又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派,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做出了应有贡献。

(二)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服务团党支部遵照陈毅同志(1937年,南方红军游击陆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陈毅为第一支队司令员,为加强对新四军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同时陈毅为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指示精神,在罗卓英部队驻地周围30里范围内的乡村,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

第一种形式:举办妇女班、识字班。当时新余地区大多数妇女都深居简出,加上基本不识字,没什么文化,对抗战不了解,也不关心,有的妇女甚至还说:“打仗、打仗,百姓遭殃,愿做太平狗,不作乱世人。”同时,老百姓还有些思想顾虑,担心自家的姑娘、媳妇跟女兵服务团跑了。首先,服务团劝说她们走出家门,耐心地向她们宣传日军惨无人道,到处放火、奸淫、掠杀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只有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过太平日子。服务团还反复上门拉家常,帮助做些家务等,后来妇女们才慢慢地走出家门。其次,举办识字班,教育妇女儿童识字,宣传抗日等等,有的姑娘慢慢地开始羡慕当女兵,自己跑来要求参加服务团;有的老婆婆由起初怕女兵转为要送女儿当兵了。新余县珠珊丁家村,有位丁妈妈,是个寡妇,她坚决要求把自己的独生女儿丁采凤送去当女兵,她说:“当女兵我放心了,我女儿跟你们走,比留在家里强。”许多老人真心实意地爱护女兵,当女兵有困难时,就挺身而出,保护她们。儿童也是她们发动的对象,服务团在新余时本来驻在阮家,为了办儿童训练班,她们特地派了一个小分队进驻横板桥村,教儿童团识字,唱抗战歌,做打日军的游戏,从小培养儿童的爱国情操。她们自编了一首《卖梨膏糖》的儿歌,教给孩子们唱:“……老人吃了梨膏糖,身体更健康;种田人吃了梨膏糖,开往前线打胜仗!”阮家村有个名叫四姑的小女孩,年仅5岁,因家穷被父母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服务团得知后,立即设法做通双方家长的工作,使小女孩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战地服务团团长胡兰畦为在识字班上课)

第二种形式:开展文艺会演。由于妇女儿童基本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和上海话,服务团通过演戏剧形式宣传抗日斗争,这样既形象、直观、生动,老百姓也容易接受。同时,新余农村老百姓有喜欢看花鼓戏的习惯。她们演出过《活捉东洋兵》《难民苦》《咱们要反攻》《放下你的鞭子》《军民合作打东洋》《在水车下》等节目。其中《在水车下》一剧,是他们针对当时新余有些村庄为了争水而引发械斗的不良现象,编写的小剧本,戏剧教育农民:大敌当前,不要为了争水的小事打斗不休,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是正理。

(战地服务团开展文艺会演)

第三种形式:教唱爱国歌曲。服务团每到一地,只要有机会,就教群众唱爱国歌,田野、村庄、会场等都是她们施教的场所,哪里有服务团员,那里就洋溢着抗战的歌声。不仅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这样高亢激昂、催人奋进之歌,也有自编的小曲和山歌,以此振奋民族精神,激励抗日情绪,深受民众欢迎。

第四种形式:办实事好事。服务团所在的阮家村和横板桥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大多数种田兼做豆芽、豆腐小生意维持生计。这里地处袁河平原,土地较肥沃,物产丰富,但由于连年战争和国民党腐败统治,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缺吃少穿,思想保守,疾病流行。当时百姓患血吸虫病、疥疮、癞痢头、打摆子(疟疾)的人特别多。为减轻百姓病痛,服务团派了两名团员沈潜、杨丽川协助军医凌霄,在珠珊乡廖家村办民众医疗所,药品都由宋庆龄、何香凝从上海、香港等地组织运来,免费为群众治病。她们还为群众打预防针,帮助群众预防天花,老百姓对此感谢不已。服务团身体力行,带头劳动,帮助缺乏劳力的困难户和抗日军人家属锄地、耕田、收割等,带动了部分妇女脱离灶台,走出家门,下到田间,与男人一道共同搞生产。1939年夏收夏种时,新余地区为前线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救护队等,劳力紧张,服务团向总司令部打报告反映情况,建议部队帮助百姓“双抢”。总司令部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出部队到各个村庄帮助百姓收割,共割禾1001亩,收稻谷1658担。这一活动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数家报纸以《江西群众的割稻运动》为题,给予专题报导。

(战地服务团杨丽川、沈潜协助军医凌霄为群众看病)

第五种形式:做保甲长统战工作。服务团到新余后,经常召开当地保甲长会议,一方面向他们了解支援抗战的情况,另一方面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不许他们欺压百姓,不准他们用强制手段抓丁拉夫,并利用他们在百姓中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七、完成历史使命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6月,在湖南,制造了平江惨案,活埋了6名新四军平江通讯社同志,在江西,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在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的途中,在铅山被杀。此时,服务团处境非常危险,任秀棠从桂林回到了服务团驻地——分宜县郊落星湖畔,带回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指示:命支部率领党员和积极分子、老团员妥善撤出。经支部研究决定,以战地工作3年为由,请求探亲3个月,撤离十九集团军。1940年8月,服务团向罗卓英写了请假报告,但被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罗伯麓扣压了。罗伯麓对报务团告他强占民女状一事,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处处刁难,对于请假离开部队,他说服务团对抗战灰心,想早点回家不干了,并把代理团长胡瑞英找去谈话,问团员回家探亲走什么路线,胡瑞英说到桂林转车方便些,罗伯麓阴阳怪气地说:“不是这样吧,桂林有个诸葛亮!”(意指桂林有八路军办事处,会给她们想办法,出主意,另行安排工作),于是,党支部研究通过罗卓英夫人的渠道做好工作,争取她的同情,请她把请假报告递到罗卓英手里并美言几句。这办法果然灵验,罗卓英答应了服务团准假三个月回家探亲的请求,但要求在召开了战地服务三周年纪念会后才准予离队。1940年10月5日,在罗卓英主持召开了服务团成立三年纪念会后,党支部才率领党员、积极分子、老团员(除个别人外)20多人在分宜离开十九集团军总部,从分宜县城坐火车前往桂林集中待命。最后,有4位同志奔赴延安,分别是:胡瑞英、任秀棠、尹卜驹(尹峰)、陈兰湘(陈凯);有12人分三批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分别是:金敏玉(里路)、李亚芬(里希)、郑惠珍(里明)、秦秋谷、郑坚(1939年9月,由上海至分宜参加服务团)、王浩良(禾光)、郭立言、霍和凤、李惠英、王瑜洁、施桢、张定堡(张小泯);有3位同志转移到另一个抗敌剧团(国民革命军32军139师话剧团),分别是:史民(戴再民,戏剧指导员,原抗敌演剧二队演员,共产党员,1939年10月,胡兰畦从重庆回新余后从后方请来)、万映萍、杨琦,还有李建华等十几位同志返回家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

1940年10月,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奔赴了新的战斗岗位。服务团服役三年中,转战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8省市,行程2万里,为抗战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八、情系新余 新余有两大块苏区

新余既是革命老区,又是中央一类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震、王首道、肖劲光、肖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新余战斗过,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新余苏区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南部苏区,以大岗山、苑坑、九龙山为中心,先后隶属于赣西南苏区、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为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最北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门)。一块是北部苏区(蒙山苏区),以洞村、高岚为中心,先后隶属于湘鄂赣边特区委和湘鄂赣省委,为湘鄂赣苏区的最南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大门)。两大苏区互为犄角,相互支持,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9年4月,服务团跟随第十九集团军踏上新余这块红土地,1940年10月离开新余,在新余开展抗日活动前后达18个月,占其服役时间的一半。在新余期间,她们在宣传抗战,唤醒民众,鼓励将土奋勇杀敌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新余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抗日救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他们在与新余百姓朝夕相处、共赴抗日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地情谊。新中国成立后,服务团成员基本上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但她们仍念念不忘在新余战斗的岁月,默默关心着新余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1984年10月,全国妇联委托福建省妇联召开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史座谈会。会议结束时,江西省妇联主任万绍芬邀请服务团全体人员来她们战斗过的江西上饶、新余、分宜走走看看,在当年服务团党支部书记胡瑞英组织下,共11位团员经过武夷山、上饶,来到阔别45年后的新余,再次踏上新余这片战斗过18个月的红土地,故地重游,她们回访了曾经战斗过的分宜县落星湖村、渝水区横板桥村和阮家村,受到村民们夹道欢迎。横板桥的余根英、胡国英等老人见到当年的女兵,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和她们共同追忆当年的点点滴滴,并合影留念。

1991年10月,胡瑞英一行再次重访新余横板桥村和阮家村,并参观了罗坊会议纪念馆。

(左图为1991年10月,胡瑞英参观罗坊会议纪念馆时留影;右图为1991年10月,胡瑞英参观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旧址时留影)

2015年5月和10月,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市史志办、赣西抗战博物馆先后两次前往湖南衡东县采访服务团成员林蔓萍,98岁高龄的林老看到新余的同志就像见到家乡的亲人一样,非常激动,不仅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在新余的许多生活工作细节,还亲笔为新余同志题写下“牢记抗战的痛苦,珍爱国家的富强”“牢记抗日艰苦,珍爱国家富强”,以勉励后人要不忘抗战历史,建设美好国家。在我们采访组离开林老她家时,林老还特意为她当年的老房东带上了一份礼品,以表达自己对老房东的感谢和思念之情。

(2015年5月,在湖南衡东县采访林曼萍时留念)

(图分别为2015年5月、10月林曼萍为新余题词)

2015年8月,市史志办、赣西抗战博物馆和新余电视台联合采访了服务团成员秦秋谷。99高龄的秦老在杭州浙江省人民医院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回忆了在新余的点点滴滴,为新余抗战和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2015年8月,秦秋谷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接受新余同志的采访)

(1939年10月,服务团在分宜落星湖编写《战地二年》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