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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风采·我的履职故事】刘献忠:我的协商“小”笔记
  • 来源: 《江西政协报》
  • 作者:刘献忠
  • 发布时间: 2026-06-22 16:14
我的协商“小”笔记

市政协委员、原二级巡视员刘献忠

2020年9月,秋风初起。一纸调令,我从新余市文广新旅局局长的岗位,调任市政协秘书长。

刚接到任命时,心里难免泛起涟漪,觉得到了政协就是到了“二线”,秘书长的工作无非是迎来送往、协调各方。

然而,五年多走下来,却发现当初的想法错得离谱。秘书长的定位,那是“参谋、协调、服务”六个字,字字千钧。特别是“协调”二字,不仅是对四套班子、对县(区)政协、对内部专委会的工作协调,更核心的是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神圣职能。这里不仅有“一线”,更有“火线”;不仅有情怀,更有担当。

政协工作,面广线长。初来乍到,全新领域,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最后可能什么都抓不住。与其面面俱到,不如集中精力干好最重要的事。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协助主席抓好“协商”。可协商抓什么?怎么抓?

五年多的光阴,通过一次次摸索,我逐渐摸清了门道——不讲大话空话,不搞宏大叙事,而是把目光聚焦在“小”字上:选准小切口、找准小议题、坐稳小板凳。

小切口里“切”出安全感

刚上任不久,我就协助班子策划第一次专题协商。有同志建议搞“全市文旅产业大发展”,题目很大,听着响亮。但我回想起在市文旅局工作的经历,深知这种大题目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变成文件对文件的“搬运”,最后“雨过地皮湿”。

我们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小区消防安全”这个切口上。

协商过程中,我们没有空谈“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大道理,而是直奔“飞线怎么剪”“充电桩装在哪”“私家车谁去贴条”等具体问题。就在这个小小的切口里,各方观点激烈碰撞。最终,在政协的推动下,协商成果落地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止于问题整改,还建立了“疏堵结合”长效管理机制。

三个月后,当我再次回访,看到整齐的充电桩棚、畅通的消防通道时,深刻体会到:切口虽小,切中的却是关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大民生。

小议题中“议”出好环境

有了“小切口”的成功经验,我们在选题上更加“务实”。以前觉得环保问题太宏大,不知从何下手,后来我们学会了把“环保”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小议题”。

那是一次关于袁河支流治理的协商。如果只是泛泛地谈“水污染防治”,各部门难免汇报数据和成绩,真实问题反倒容易被掩盖。我们把议题缩小再缩小,聚焦到了“河边餐饮污水直排”这个具体问题上。

为了摸清情况,我跟着委员们趁着晚饭高峰期开展暗访。看着浑浊的洗碗水顺着管道直接流进河里,那股刺鼻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协商座谈会上,我们邀请了沿河的餐饮店主、环保执法人员和附近居民代表参会。

气氛曾一度尴尬。店主诉苦:“下水道管网没接通,我不往河里排往哪排?我也想讲环保,但成本谁出?”居民抱怨:“夏天都不敢开窗,味道太大了!”

矛盾摆上桌面,这时候政协“说话”的时机就到了。通过反复协商,住建部门承诺管网延伸,环保部门给出整改时限,店主们也承诺配合改造。

那次会后,我看着整理出来的协商纪要,虽然只有薄薄几页,却觉得分量极重。小议题,解决的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政府公信力与百姓满意度之间的连接问题。

小板凳上“坐”出真感情

如果说小切口、小议题体现了政协工作的“准”,那么“小板凳”协商,则让我体会到了政协工作的“暖”。

传统的协商,往往是在机关会议室里,主席台、发言席,泾渭分明。老百姓进了门,往往话都不敢多说,甚至“不知从何说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推行了“小板凳”协商模式,把会场搬到了社区广场、搬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印象最深的是在钟家山社区的那次协商。

那天下午,阳光正好。我们每人带一张塑料小板凳,围坐成一圈,围绕“社区适老化改造”聊心里话。

刚开始,几位大爷大妈还有些拘谨,端着茶杯坐在外围看热闹。我主动搬着小板凳坐到一位满头银发的大妈身边,笑着说:“阿姨,咱们就是来聊天的,您对这小区改造有啥想法,尽管骂、尽管提。”

这一坐,距离感瞬间消融了。

“那个花坛能不能改成晾衣架?老年人晒个被子还要跑老远。”

“楼道灯太暗了,晚上不敢出门。”

“那个长椅能不能多装几个?走累了没地儿歇脚。”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闹了起来。机关同志蹲在地上飞快记录,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能办的当场拍板,不能办的解释原因、给出方案。

那天协商结束后,一位大爷拉着我的手说:“以前觉得政协离咱们很远,今天一看,你们是真能为我们办实事。”

那一刻,我坐在那把小小的塑料板凳上,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哪里是什么“二线”,分明是离群众最近的“一线”!我们坐的是小板凳,却听的是民声,聚的是民心。

五年多的时间,弹指一挥间。我对自己的角色有了全新的理解:身为政协一员,只要能搬着小板凳走进群众心里,能从小切口里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能从小议题中推动社会的点滴进步,这便是政协工作最大的价值。

这五年,我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协助班子,把“协商”这两个字,从文件里搬到了老百姓的板凳上,从会议室搬活里到了烟火气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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